我们来自麻城县孝感乡吗？

一

小时候，父母常说我们是树林里，或垃圾堆上捡来的。于是我们常在漆黑的夜里问：我真是垃圾堆上捡来的吗？就像社会学家问人类从何而来？哲学家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一样。然而，对我们来讲，另一个问题则是：我们来自哪儿？口耳相传的是“我们来自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年轻时，对我们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有此记忆的，当不止我等凡人，比如，曾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即在其《回忆录》中就说:“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又如艾芜（原名汤道耕，四川省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区清流镇人）在其《我的幼年时代》中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他这里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籍贯落实到了“乡”。而《汤氏族谱》所载的事实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

杨尚昆、艾芜以乡人记忆言都以为自己祖根在麻城孝感，而事实上却不是。

关于麻城孝感的故乡记忆似乎不仅是川人之集体记忆，而且是白纸黑字的记载。

民国《泸县志》载：“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载：“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长宁硐底镇龙溪村《梁氏族谱》：“我家族始祖公梁启宗，原籍为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人氏。”

我母系何氏族谱：“我何族祖籍。原系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人也。”

对于长宁硐底镇龙溪村梁氏，及我母系何氏是否真是来自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我未做考证。但如今我知的是，我长宁黑凼子邹氏来自湖北麻城孝感是错谬。

知道我祖根不在湖北麻城孝感，已是2006年。于我，那时已是快进“知天命”的人了。族中修订家谱，才从祖上留存下来的，残缺不全、字迹剥蚀的老谱中看到：“我宗祖原居江西泰和圳上（邹注：今江西泰和县），后迁湖广宝庆府新化县（邹注：今湖南新化县）南洋溪野鹅圹”。哈哈，与杨尚昆、艾芜来自一个地儿呢。

我是一个极愿行走天下的人，所以曾经想到湖南新化看看，顺便寻一下宗什么的，但一想人生地不熟，你怎么找，二来的确也还未寻到机会，事儿也就撂下来了。

让我真正开始寻宗问祖，则缘起2015年，那年七月湖南省新化县洋溪镇邹氏宗祠派人来长宁，寻访雍正年间迁徙叙州府李端里黑凼子（今属长宁县坪上村）的邹公懋凤后人。说实话，当时我心里还犯咕噜，这两人是不是来骗吃骗喝的哦。然而当我们相互核对老谱，及共同实地考察了我邹氏五处祖墓碑铭后，一致认定我们这支黑凼子邹氏确系湖南新化邹氏宇裔奇户后人。来人与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宗亲。

2017年3月中旬作为长宁黑凼子邹氏代表返湖南新化县洋溪镇祭祖，在参观了新化宗祠“南阳堂”，拜祭了列祖列宗，祭祀了祖宗坟茔，为我黑凼子邹氏始祖邹公懋凤坟茔立碑，实地考察我祖居地野鹅塘和半山村后。基本厘清了我支邹氏之流衍。

我支邹氏开姓祖为宣靖父，宣靖父之上正考父食邑在邹（今山东邹城市）而得姓，自开姓至今已历2720多年。其后，流衍至我33世祖邹湛在曹魏末任以事中郎，晋任国子监祭酒，居南阳。东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304年）大分宗支，长房，37世祖思明一郎同叔父文轩、文仲徙居江西吉州泰和县早禾渡梅子坡圳上。越621年，后唐同光三年乙酉（925年），宇裔，57世祖，后唐观察使明仲，携本房七十二人同伯万公由赣（江西）泰和圳徙湖南衡阳。后唐天成丁亥（927年）自衡阳历祁阳、邵阳白水溪徙湖南新化洋溪田心。我支邹氏于洋溪繁衍生息，派衍出了才、晚、三顺、奇、荣寿、友文、敏诚、文绣、贵权、宗鲁等户。我徙居长宁黑凼子一支邹氏属奇户。

苍天作证，2017年3月17日，农历丁酉2月20上午，前往新化县搓溪镇石塘山为我黑凼子邹氏始祖公懋凤墓立碑。十一时，动土，忽闻丁酉第一声春雷，庚即大雨，碑成雨停。我们仿佛听到了我长宁黑凼子邹氏始祖公懋凤在天之灵，在遥远深邃的天际对我们说：“28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这是天佑你们，阖族生活幸福，事业昌隆显达啊！我的子孙们”。

二

可为什么在口耳相传中，我们会忘却自己的祖根，把个麻城孝感作为心中的故乡家园圣地呢？

是因为我们都来自湖广省吗？应该不是。湖广省，元称湖广行省，明时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沿明制。但到康熙三年（1664年）即坼分为了两省，北部称湖北省，省治武昌府，南部置湖南省，省治长沙府。而蜀南归顺清已在康熙中页，如长宁，康熙十六年归顺清朝，后吴三桂举兵反清，长宁属吴军占领、直至康熙二十一年长宁才完全归顺清王朝治下。也就是说清大规模由湖南、湖北，及江西、广东等大规模的移民至这一区域已在康熙中、后期，及雍乾时期。此时距离康熙分湖广省已是二十余年。而距我祖婆率子徙川落脚于叙州府南溪县李端里三村黑凼子的雍正九年（1731年），已经整整过去了67年。诚然，在我们的故乡叙事中当我们在国外，中国是；在省外，省即是。这里，湖广省虽已不具备共同故乡的资格，但同是移民，为了拉近距离，表示乡亲，把历史上曾经共处的行政区域作为自己的故乡，说“我们都是湖广上川的”也是在理。亦如今之四川、重庆人走出去后，认同都是老四川人一样。两湖同建会馆“禹王宫”缘由可能也在此。可问题是把故乡地点具体到一个乡，则又让人有许多不可思议了。这一点，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谈到个体在一步步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如何克服小地方偏见时讲得很清楚：“英格兰一个镇就是一个堂区，既生于此，自然……互称街坊以识别；……如果走出本郡，在别的郡相遇，他们就会忘掉街道和城镇的小区域，互称同乡，……所有出了欧洲在美洲等世界各地相遇的欧洲人，都要称同乡。”换言之，一个已经走出了一个远大于一乡一镇区域的人，在他乡表述自己的家乡时是不会认同原所居狭小区域的。

是因为麻城孝感，如山西洪洞是移民的中转站之故吗？说来让人有些想象不到。据成都大学史学博士雷兵考据，从宋代至明代的典籍无“孝感乡”明确记载，但麻城县确实短暂地出现过孝感乡,即清康熙九年的《麻城县志》记载: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明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亦即，有清麻城无孝感一乡。湖北倒是有一地曰“孝感”，但此“孝感”非彼“孝感”。就地理距离言两地相距300余里，且，此孝感乃因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动地而得名，自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始，孝感即为该区域县名，直至1949年5月作为地市级的建制行政区。也即，史上历为县级建制单位的孝感是不会成为麻城县之下的孝感乡的。

仍以我长宁黑凼子邹氏家族为例，由湖南新化洋溪徙今长宁坪上村，越武陵、涉延水，溯长江乃是正道。背井离乡，原本就是一段感天地、泣鬼神的移民历程,是一份难以割舍、缠绵悱恻的乡愁。开出路引，让迁徙之民分散而行，当是明智之举。倘若先于麻城孝感歇脚，无疑南辕北辙不说，聚集起来的草民，因了道路阻隔，也来个揭竿而起，未尝又没有可能。我想再是愚笨的行政，恐也不至自找麻烦吧。另一个事实是，倘若麻城孝感是当时移民的中转站，那么其史志中应有痕迹，然而，遗憾的是据移民研究专家查麻城清代县志,没有对如此大事的记载。

有清麻城无孝感，史志无记载，迁徙由湖南而湖北再四川，南辕北辙。此地为移民中转地，无论如何难以说通。

源自湖广移民的从众心理,这主要是为入川后能在与其他人群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此说，似有道理，细考，其实不然。

“从众”，麻城孝感乡走出的移民能成众吗？据清光绪八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清初册定人口110287人。我们姑且把当时麻城人口都作为从孝感乡移出进行推论, 从这个数字，其移民数最大也即五、六万人。五、六万人散布到今四川、重庆诸县（不含甘、阿、凉），一县也就二、三百人而已。二、三百人能成众吗？显然存疑。

事实上，当时的各地移民似乎并未“从众”。以长宁县安宁桥（今县城所在地，清及民国长宁县治所在双河镇）为例，安宁桥建有所谓的九宫十八庙，其中属乡党会馆性质的除禹王宫，即两湖会馆。还有：万寿宫，即江西会馆，为江西籍移民募建，是江西籍移民祭祀活动之地，而且，定居安宁桥的江西籍移民还在安宁桥上场口买有公墓地一百亩，名江西山（址在现人民医院），免费为江西籍移民提供墓地。南华宫，为广东籍移民募建，是广东籍移民祭祀活动之地，也在安宁桥买有公墓地约二百余亩，址在后来的牛市上。长宁县安宁桥陕西籍移民很少，但也募建有护国宫。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来自湖广，还是来自江西、广东、陕西的移民，他们都坚守着自己故乡的精神家园，并未“从众”。对于自己根在何处，始祖何人，郡望何方，缘何聚散，怎样流衍一清二楚。

是“冒籍”所致？清初面对因战乱造成的极度萧条,为恢复经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提出“招流垦荒”,通过行政和财政等手段,动员组织流民回原籍开垦复业，但效果不佳。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奏请对外省无业游民酌情给予盘费，鼓励入川开耕立户。清朝廷根据张德地的建议颁行“招垦条例”,以一系列优抚措施吸引各省无地、少地民户或灾民举家入川垦业。也即，入川移民是享有落户优惠政策的。不一样的待遇，自然有四川土著居民出来“冒籍”。官员呢？因引进人口能有政绩，睁只眼闭只眼，甚或鼓励“冒籍”，肯定不少。就像我们今天的招商引资，不一样的公民待遇，层层下达的考核任务，当然会有假招商企业存在。可问题是，都去冒一个地方，而且有些子虚乌有的地方，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麻城孝感成为移民后裔的祖居圣地呢？诚然，从传播学角度“口耳相传”“以讹传讹”是存在的，特别是经了所谓破除封资修等等反社会文明之举，以及这30余年特别功利的物欲追求之后，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关心自己究竟来自何方，不问祖根，人云亦云正常；但我们的祖父辈，如杨尚昆、艾芜，他们也“人云亦云”？

所以，个人觉得这确实是桩疑案，要解疑释惑，恐怕的确得要有如陈寅恪之大家考据才行。

2017年丁酉清明于卡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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